革命犹如大浪淘沙，在滚滚洪流中能汇聚和磨炼民族“精华”，也能暴露和剔除“糟粕”。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们，也毫不例外地要经受历史的公正评说。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会议的包惠僧。站在第二个 100 年新起点，以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观，考察一大出席者的人生足迹。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推出一位出席者。

今天推出——长沙的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1893 年出生，湖南湘潭人。1911 年在长沙参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军。1913 年，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次年该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在此就读四年。1918 年 4 月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同年 10 月，由长沙到北京，结识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 年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传播新思想。同年底，为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第二次到北京，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 年 5 月，毛泽东由北京抵达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在半淞园讨论会务时明确提出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多次与陈独秀接触，商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共产党等问题。同年 7 月回到长沙，任一师附小主事，筹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建党活动。

1921 年夏天，毛泽东与何叔衡乘船赴沪。那时，他犹如那幅名为《启航》的著名油画中的形象一样：头发中分，脸庞圆润，穿着长衫。来到博文女校，他遇见许多过去见其文但未见其人的同志。由于毛泽东没有作过一大的专门回忆，加之党的一大留下的文字资料较少，从散见的材料中，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比较偏颇。应当说当时的毛泽东，经过探索与实践，在组织建党上已有见地。他的确沉稳，注意倾听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颇有见解，胜过他人。

1921 年 8 月下旬，毛泽东和何叔衡回到长沙，立即加快湖南党组织建设。不久，湖南共产党支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相继成立，他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兼管江西安源）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1922 年被选为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组织领导了罢工运动。

1923 年 6 月，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赴广州出席了党的三大。在这次会议上，他作过农民问题的报告，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结合大会讨论“国共合作”的主题，他批评了拒绝国共合作的“左”倾现象，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念，从而显现出其独到的见解和能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当时的秘书一职与现时的秘书绝不相同，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角色，因为中共三大文件明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毛泽东百年潮61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年他刚刚 30 岁，正当“而立”之年。

在后来的日子里，毛泽东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的考察，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依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基本途径；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建设与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30 年代初，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领导敌后战场取得全民族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在取得政权后，他又作为党的领袖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完成了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从红色起点走来的一员，毛泽东在追求和信仰上，都显示出了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伟人气度。从在革命低潮时期回答“红旗能打多久”到在王明路线下甘坐冷板凳；从遵义会议上实现历史性转折到川西草地率军北上；从抗日战争团结抗日、独树一帜到解放战争驾驭全局、决战决胜；从共和国成立时烂摊子的改造到苦苦探索解决一个大国人民的温饱；从抗美援朝打出民族自豪感与和平外部环境、一扫旧中国软弱可欺的形象到搞出“两弹一星”、使中国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这一切，都饱含着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仰、意志和使命担当。

1976 年 9 月 9 日，由于肺炎和支气管炎并发，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83 岁。他以奋斗不止的崇高境界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