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犹如大浪淘沙，在滚滚洪流中能汇聚和磨炼民族“精华”，也能暴露和剔除“糟粕”。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们，也毫不例外地要经受历史的公正评说。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会议的包惠僧。站在第二个 100 年新起点，以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观，考察一大出席者的人生足迹。我们每天推出一位出席者。

今天推出——武汉的董必武。

董必武，字洁畲，1886 年出生，湖北黄安人。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时候，董必武开始投入救国救民的追求和实践。1911年 10 月，武昌起义之后，他就立即赶到武昌，担任军政府军务部秘书，参加了保卫武昌的战斗。后来，他又东渡日本，苦学法律。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产生了激进民主主义的思想。回国后，曾参加过护法战争，做过兵运工作。

1919 年春，经李汉俊引导和介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刊物，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1920 年创办武汉中学，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青年传播革命理论，为建党奠定思想基础。同年秋，与陈潭秋、包惠僧等共同发起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并采取多种方式，在铁路、纺织、运输工人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1 年 7 月，董必武与陈潭秋代表武汉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比毛泽东年长 7 岁的董必武，是一位前清秀才。当时，参会的 13 位中秀才只有两人：一位是董必武，另一位是何叔衡。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董必武这位秀才，却满怀革命激情和远见卓识。在党的一大上，他对争取国共合作热情且有见地。包惠僧回忆说：“在南湖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们认为孙中山是军阀。当时，董必武发了好几次言，认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董必武对孙中山有深厚的感情，这样就为国共合作埋下伏笔。”

1924 年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董必武以国民党联络员身份在湖北建立和发展声势浩大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并为北伐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尽管学校为他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等人专门设办了一个特别班，即有名的“老头班”，但他不服老、不示弱，以优异成绩进入了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这一段留苏活动和学习经历，为董必武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董必武被分配去办党校，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当时，毛泽东正受到排挤，他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1934 年，董必武被选为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最高法院院长。从此，他就成为苏维埃的“最高法律手杖”。

革命，是对董必武思想与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他体质和意志的挑战。作为革命队伍的老者，他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在蒋介石统治的重庆等城市战斗了 7 年。在那 2000 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在这条特殊战线上为全民族解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经历过战争年代夺取政权艰苦斗争的董必武，深知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积极投身国家的法制建设，并以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作为党内的一位忠厚长者，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位中共建党元老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崇高礼遇，“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光荣的史迹”，这是中央委员会在董必武六十大寿时的贺词，也是他不忘初心、执着追求的写照。

1975 年 4 月 2 日，董必武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89 岁。